高昌墓志与《诗经》-

高昌墓志与《诗经》

作者:李 颖(我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  高昌为吐鲁番区域的古称,是历史上高昌壁、高昌郡、高昌王国、唐西州的所在地。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,高昌墓志中存藏着丰厚的与《诗经》有关的资料。这为研讨《诗经》在丝绸之路上的传达供给了重要关键。  高昌墓志因多刻写于墓砖上,又称“高昌砖志”或“吐鲁番砖志”。侯灿、吴美琳著《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》录入砖志328方,其间30余方含有《诗经》的资料。其时代,最早的是高昌永平元年(549)的《田元初墓表》,最晚为唐建中三年(782)的《高耀墓志铭》,前后跨度233年,显现出《诗经》在古高昌区域的传达有不间断性的特色。  高昌墓志所涉《诗经》华章,包含面广,包含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各个部分。唐永昌元年(689)《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》,触及《诗经》七篇。其间有云:“惟彼伐柯,求此灼实。于归百两,好合琴瑟。”“伐柯”一语出自《豳风·伐柯》。“灼实”一语取自《周南·桃夭》。“于归百两,好合琴瑟”源于《召南·鹊巢》等篇。墓志罗致这些《诗经》用语,对志主麴氏的品德、涵养加以表扬。一方墓志中,即牵涉多篇《诗经》,反映了其时吐鲁番区域《诗经》传达之盛。  高昌墓志中的《诗经》资料,内容相对会集。称颂志主品德与伤风逝者的用语屡次出现。“景行”运用频次最高,它出自《小雅·车辖》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句。司马迁《孔子世家·赞语》里曾对其加以引述,用以表达对孔子的敬慕之情。由是遂成典故,含义也渐改动,由原诗中的“大道”义,变为令人敬慕的代名词。曹丕《与钟大理书》中的“高山景行,私所慕仰”即为此用。蔡邕《郭有道碑文》将“景行”一词引进碑文中,“树碑表墓,昭铭景行”句,敞开“景行”在碑文中的表达,使之成为常规。高昌墓志遵从这一常规,显现了与华夏文明的继承联络。  “旻天不吊”是高昌墓志中另一高频次运用的词语,它是《诗经》用语的变体。《左传·哀公十六年》:“孔丘卒。公诔之曰:‘旻天不吊,不慭遗一老,俾屏余一人以在位,茕茕余在疚。呜呼哀哉尼父!’”上引哀公诔文中,“不慭遗一老”出自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。高昌墓志多截用为“慭遗”一语,以表明哀悼之情。这既是遵从《左传》中哀公诔孔子的范式,也阐明作者对《诗经》适当了解。  高昌墓志中,《诗经》内容的出现方法灵活多样。有对诗句的直接引证,有奇妙的化用,有的仅引篇名。《张怀寂墓志铭》“思《蓼莪》而号诵,相《陟岵》以崩心”句中的《蓼莪》《陟岵》,皆为《诗经》篇名。前者是《小雅》诗歌,后者为《魏风》诗歌。其内容都与怀念爸爸妈妈相关,墓志借以表达思亲之情。  高昌原为车师故地。自张骞“凿空”西域以来,华夏王朝不断运营高昌。此后北方政权替换频繁,战乱不断,民很多流亡西迁。《魏书·高昌传》载:高昌“国有八城,皆有华人”“彼之甿庶,是汉魏遗黎,自晋氏不纲,因难播越,成家立国,世积已久”。虽然“地隔关山,境接荒漠”,但高昌区域民众遍及具有的文明认同心思,却使高昌与华夏的文明联络一向绵延不断。在唐代,这种文明上的联络进一步得到加强。《诗经》等儒学经典在高昌区域的传承,正是根据这样的传达根底与承受土壤。  关于《诗经》在高昌的撒播,传世文献多有记载。《梁书·高昌传》:“国人言语与我国略同,有五经、历代史、诸子集。”《魏书·高昌传》记载的高昌王麴嘉向北魏求借五经事情,透露了《诗经》与其他经史典籍进入高昌的途径:“(麴嘉)又遣使奉表,自以边遐,不习典诰,求借五经、诸史,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,肃宗许之。”《周书·异域传下》载有高昌盛行《毛诗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及学官教授经典的状况:“文字亦同华夏,兼用胡书。有《毛诗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,置学官弟子,以相教授,虽习读之,而皆为胡语。”唐代及其曾经,多民族言语并行的社会环境下的汉文明经典传达,是饶有兴味的论题。  在已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,《诗经》残卷有20余种,皆为《毛诗》。与《周书》记载相合。1975年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的一件西凉《秀才对策文》,有关于《关雎》为何居于《风》之首的策问内容。两位秀才的策对中以《诗》证《诗》,引经据典,对《诗经》的运用适当熟练。这样的对策文盛行于高昌,足见《毛诗》在高昌干流文明中的位置。  高昌墓志可与上述文献记载彼此印证,彼此弥补。其间有关《诗经》的内容,传递出《诗经》在高昌区域传达的许多细节。一些志文记载了《诗经》远播西陲的原因、途径,显现了高昌《诗经》传达与河西经学相承的联络。  关于河西经学,陈寅恪曾有如下论述:“惟此偏隅之地,保存汉代华夏之文明学术,阅历东汉末、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时间,能不失坠,卒得曲折灌注。参加隋唐一致混合之文明,蔚然为独立之一源,继前启后,实吾国文明史之一大业。”他以为,河陇一隅能保存汉代华夏学术,家世与地域要素至为重要:“当华夏打乱京洛丘墟之时,苟边隅之地尚能保持平和次序,则宗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。刘石缤纷之时,华夏之地悉为战区,独河西一隅之地自前凉张氏今后尚称治安,故其本乡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,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教授,历时既久,其文明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。” 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,在我国的传统文明里,儒学是干流,而经学又是儒学的中心。《诗经》为“五经”之一,《诗》《书》并称,向来为传统文明的代表。《诗经》关于高昌人来说,为生时研读、“润身”的范本,身后则用于为他们“树碑表墓,昭铭景行”。这显现了高昌区域的《诗经》承受,出现出不断内化式吸收的进程。  墓志中的《诗经》资料,与发现于敦煌、吐鲁番区域的《诗经》写卷互为表里,一起反映了唐代及其曾经《诗经》在丝绸之路上的传达相貌。墓志从传达主体、客体、载体等方面,传达出《诗经》远播边域的许多信息,对咱们全面了解《诗经》在丝绸之路上的传达,从而探究中华文明经典在丝路上的传达规则供给了新的资料和视角,具有重要的学术史含义。  《光明日报》( 2020年01月04日?11版)